总统，是一个国家最尊贵的职位，集各种荣誉和大权于一身，是许多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梦想。但是，总统之位也不并不是那么好坐的，尤其是小国总统，一不留神可能就被推翻，死的相当凄惨。比如萨达姆、卡扎菲、阿明、卢蒙巴等等，都是在外国势力的介入之下，落得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今天要说的这位更惨，被自己人打成了筛子不说，后来居然发现杀错了。
东欧小国罗马尼亚，曾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国家最高元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也曾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来华访问。这样一位国家总统，却被自己人打成了筛子，究竟为何落得如此下场，他犯了什么大错呢？
齐奥塞斯库年轻时参加革命，一生多次被捕入狱，还曾被送进集中营，但每次都能幸免于难，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成为国家最高元首。在外交上，他坚持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甚至不惜与苏联撕破脸，也要谴责他们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在经济上，他重视重工业发展，同时也关注民生，重视农业和农牧业的生产。
在齐奥塞斯库执政初期，罗马尼亚的经济进入“黄金时代”，一系列的外交举措，也极大提高了国家的声誉和国际地位。他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立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举措，都深得民心，在国内威望颇高。
然而，在他执政后期却犯下一系列的错误。经济政策急于求成，反而令国家经济陷入困难。为了还清外国贷款，齐奥塞斯库下令严格进口，加大出口，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把大量生活用品出口赚取外汇，用以偿还贷款，搞得百姓苦不堪言。
齐奥塞斯库认为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人口数量增加，国力就会增强。因此，他下令禁止堕胎、禁止离婚，每家至少要生4个孩子，不生孩子就是背叛国家，私自堕胎会判死刑。为了保证政策得到实行，执法者深入企业、机关、学校等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检查，一旦发现有人避孕或者堕胎，将严惩不贷。当时的老百姓都称这些人为“月经警察”，许多妇女绝望之下只好铤而走险，想偷渡至邻国避难，结果到了国境线就被机枪扫射。
同时，随着威望越来越高，齐奥塞斯库放弃了最初集体领导、唯才是举的政策，开始独断专权，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一旦发现有人敢质疑他的权威，就会立刻被踢出局。种种弊端之下，齐奥塞斯库搞得罗马尼亚人心惶惶，成为百姓口中的“暴君”，人人恨不得他早点死。可他闭目塞听，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滑入毁灭的深渊。
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国防部长拒绝向百姓开枪的命令，拔枪自杀，随后军队倒戈。齐奥塞斯库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仓皇出逃。可是，此时的齐奥塞斯库已经被全民抛弃，在群众组成的天罗地网面前很快被抓获。（下图：乘坐直升机逃走）
1989年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特别军事法庭仅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对齐奥塞斯库的审判，有大量屠杀人民、搞坏国家经济、损害国家力量、贪污10亿美金等5条罪名。次日下午2点，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执行死刑，3名士兵对二人疯狂扫射，子弹打光了才肯罢手。据说齐奥塞斯库中弹100余发，简直被打成了筛子，而且枪决全过程整个欧洲都看到了。如此死法，算得上死得最惨的总统了。
行刑之前，齐奥塞斯库的夫人埃列娜，曾痛心的喊道：“你们怎么忍心向我们开枪，我是那么的关心你们，如同你们的母亲一样！”一个士兵回答：“不，你是杀死我们母亲的凶手！”齐奥塞斯库并没有说什么，和妻子紧紧挨在一起。随后，枪响。
这是现场枪决画面，从子弹横飞的场面来看，即使传闻中弹100多发是假的，他们夫妇二人肯定也没少挨枪子。
2008年10月14日，齐奥塞斯库被枪毙的19年后，罗马尼亚的调查委员会通过大量调查取证，发现齐奥塞斯库并没有贪污10亿美金，所有的遗产不过5万美元而已，而且全是25年间为国家服务的报酬。至于大肆屠杀百姓的传闻，极有可能是西方国家为了颠覆罗马尼亚政权，故意散播的谣言。只可惜，这位国家总统坚持不上诉，最终丢了自己的性命，死的可真冤！对此，各位看官怎么看呢？
有朋自欧洲来，带来一套玻璃花瓶。他说此花瓶出自意大利穆兰诺岛，一位著名的玻璃工匠之手，价格不菲。
我试着说出一个价格，朋友顿感受了侮辱，讽刺我没眼光，错把人参当萝卜。
天地良心，我真比窦娥还冤，刚才报的价格，已经是我咬着后槽牙蒙了个天价了，想当年我们出口这款花瓶，比我刚才的报格，整整低了20倍。
朋友手中的这几只玻璃花瓶，颇多瑕疵，只能骗骗他这样的外行，这样质量的产品在国内，早就当做废料打碎回炉了。
不是吹牛，而是确实有这底气。
要不是后来我们自废武功，把曾经遍地开花的玻璃厂通通关掉，估计到现在，也就没欧洲人什么事了。
世界上那些没有多少文化底蕴的国家，都是历史“发明家”。笃信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如果可以，他们就敢信誓旦旦的说地球是他们发明的。
不知道是幸与不幸，玻璃被他们看中了，于是一口咬定，5000多年前使埃及人发明了玻璃。有样品作证。
有人质疑，黑曜石是天然玻璃，并不是人为发明的。他们就会言之凿凿的说，我们10,500年前编的竹筐，现在从土里挖出来还能装东西呢，何况黑曜石乎。
10,500年前编的竹筐
想想西方人真的挺能编。玻璃自从被埃及人“发明”出来之后，没过多久就忘了。
玻璃再次被人记起的时候，已经是公元前20年，罗马人说他们发明了用铁管吹制玻璃。
这说法要多不靠谱有多不靠谱，因为当时罗马人还没有掌握生铁冶炼技术。
直到公元 43 年，罗马占领了煤炭资源丰富的英伦三岛，士兵们到处搜罗这些乌黑发亮的“宝石”，打磨后当做饰品，并美其名曰“英伦宝石”。
没有煤炭，罗马人用什么炼铁，用劈柴吗？
没有铁也就制造不出铁管，所以罗马人发明用铁管吹制玻璃的谎言不攻自破。
西方人对自己编造的谎言深信不疑，虽然他们拿不出一件实物作为证据。
其实对这种事，我们一向低调，杭州出土过一个水晶杯，是公元前400多年制造的。水晶也是玻璃的一种，因此说玻璃器皿是我们发明的，也无可厚非。
战国水晶杯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发明了火药用来制造鞭炮，而西方人拿他们去制作枪炮。
我们发明了制造玻璃器皿，但这玩意儿制造工艺太复杂，生产成本太高，而且太易碎，尤其是喝茶时，滚烫的开水倒入玻璃杯，“啪”的一声，玻璃杯碎了，茶也毁了。远不如陶瓷来的实在。
所以我们的陶瓷制作工艺，那是杠杠滴，我们要说自己是第二，第一的位置就永远空缺。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欧洲，但欧洲国家面积普遍都小，国家小皇族就多，这些皇族在一起，不打仗的时候就喜欢攀比，拥有一件别人没有的玻璃制品，也能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
为了在炫富的舞台上能一直独占鳌头，欧洲皇室给玻璃工匠以极高的荣誉。
威尼斯的皇帝更是不惜代价，将所有的玻璃工匠，都集中到与威尼斯隔海相望的穆兰诺岛上，出色的玻璃工匠不但有爵位，还可以娶皇室的女孩为妻。
正是这种不计成本的烧钱模式，才让玻璃器皿制造技术，在欧洲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欧洲制造的玻璃器皿样式比较简单，且制作工艺比较粗糙，远不如同时代北宋的瓷器。
当时玻璃的可塑性比较差，所以欧洲人更注重彩色玻璃的研发。
为了得到别具一格的颜色玻璃，欧洲人也是拼了，多贵重的物品，都会被当成着色剂，丢进玻璃溶液中。其中包括皇帝的金冠。
后来法国人发明了著名的雪花膏玻璃，小的时候还经常看到，拿一片在手中看太阳，红彤彤的，不刺眼。
雪花膏玻璃使用的乳浊剂是骨灰，为了得到足够的骨灰，法国人四处征讨，无数的俘虏和奴隶被杀掉，充当制造雪花膏玻璃的原材料。
这种残酷的杀戮持续了将近100年，后来有人发现，使用牛骨灰做乳浊剂效果更好，这种杀戮才逐渐停止。
当时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就是玻璃镜，1600年，法国王后玛丽·德·美第西斯大婚，威尼斯国王送来一面巴掌大小的玻璃镜作贺礼，价值竟高达15万法郎！
所以那些说《红楼梦》是明朝年间的，可以就此省省了。
大观园里那中一人多高的玻璃镜，是法国人17世纪末才制造成功的，制造一面镜子，需要14个人足足干上一个月。在欧洲也是奢侈品，所以惜墨如金的曹雪芹，才会在《红楼梦”中，罕见的出现两次对这面镜子的记载。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玻璃制作工艺才得到飞速发展，几乎所有的化学家，都在为玻璃制造服务，最廉价的硫化着色，就是这个时候发明的。就是前些年常见的那些紫红色的药瓶。
另外化学家们也发现，在所有的玻璃着色剂中，蓝色玻璃和绿色玻璃成本最低，着色也最稳定。
所以我们现在走在大街上，能够看到的彩色窗玻璃，绝大多数都是蓝色和绿色的。
只因为这些彩色玻璃生产成本低，用黄金可以生产出非常漂亮的金红玻璃，但用金红玻璃制作工艺品可以，用来制作窗玻璃，就太奢侈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玻璃制作技术，和世界真的拉开了距离。窗玻璃、油灯、酒瓶、暖水瓶、电灯泡等等，玻璃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而这一切，我们都需要进口。
颐和园和故宫展出的文物中，玻璃工艺品不在少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清末，被欧洲人当做贡品的。
从这些展品也可以看出，在最近的二百来年中，欧洲玻璃器皿的制造，并没有太大的发展。
1917年，我国第一家玻璃器皿厂在大连正式投产，随后的几年里，在沧州、上海、重庆又陆续投产了三个玻璃器皿厂。
这些玻璃厂投产之初，就受到欧洲极为严密的技术封锁。
只能用人工吹制一些煤油灯、酱油瓶等大路货，而这些产品，欧洲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我们自己生产的玻璃制品产量低，质量差，成本居高不下。
为了压缩生产成本，玻璃工匠们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一个月只能拿到四、五块钱的工钱，甚至不及欧洲同行的百分之一。
即便是这样，想进玻璃厂做工的人也大有人在。
国内的玻璃厂，在外国同行的打压下，过的步履维艰，只能苦苦的维持。再也没有多余的钱，用于研发，或者扩大生产规模。
好在国内对玻璃制品的需求量实在太大，外国货很难占领全部市场，国内这些小玻璃厂，夹缝中求生存，并不发愁没有订单。
解放以后，我们的玻璃生产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但由于过去欠账太多，我们更着重大型玻璃厂的建设，主要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窗玻璃、瓶罐玻璃、保温瓶玻璃等等。
对玻璃器皿的生产制造，比之解放前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倒有所退步。
那些熟练的玻璃工匠，把更大的精力，用于生产制造玻璃仪表、仪器、无静电玻璃棒、锅炉管，气球模具等等。
当年有个叫张立邦的玻璃工匠，能够用1.5公分粗的无缝钢管，一次挑起78斤的玻璃料液，拔出直径40公分，厚0.8公分的玻璃管，这是个世界纪录，迄今也没有被打破。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灯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要制作电灯泡，首先要制作玻璃泡壳。
1971年南皮灯泡厂筹建，张立邦负责玻璃泡壳的制造，虽然制造灯泡壳和生产玻璃器皿是不同的两个工艺，但殊途同归，在模具的使用技巧上，他们都大同小异。
丰富经验的司炉工，配料工，早被培养起来，为以后制造玻璃器皿，打下了丰厚的人才基础。吹制灯泡壳两个人一组，一个班次平均能够生产6000多个泡壳，放到现在，那是无法想象的，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8年在全国吹泡壳比赛中，吹炮工刘立福，更是创下了一天单人吹制11,000个泡壳的全国记录。
当时有位轻工部的负责人在现场进行观摩，比赛结束后，他亲自给刘立福颁发了奖状，并兴奋的道：“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实现泡壳生产机械化，但依靠我们工人师傅冲天的干劲，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生产的需要。”
一时之间，刘立福成为各玻璃厂吹泡工的榜样，灯泡壳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灯泡壳制造的多了，灯泡的生产线即便是满负荷生产，也出现大量的积压。
而玻璃厂的熔炉，除非是拆旧建新，否则一年四季都是不能停产的，如何利用熔化好的玻璃液，避免浪费，成为厂领导最关心的问题。
玻璃熔炉
1981年，26岁的彭庆云成为灯泡厂的厂长，他做过吹泡工，知道只要再细致一些，一盘玻璃熔炉的产值，至少可以翻上两番。
彭庆云的师傅是张立邦，虽然彭庆云已经做了厂长，可张立邦还是敢当众训斥他。
彭庆云也是听了师傅的劝说，开始准备生产玻璃器皿。
灯泡厂是国营企业，彭庆云自作主张，当时是冒了很大危险的。不过他年轻气盛，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没向上级要一分钱投资，一切都在暗中有条不紊的进行。
张立邦在景县找来了两个老朋友赵全云和李景宝。解放前，他们两个，曾经在大连日本人开办的玻璃厂里做工，后来逃回老家。
如果不是张立邦，赵全云和李景宝的家里人，甚至还不知道他们有这门手艺。
彭庆云去了一趟唐山，找到当时的河北轻工学校，请两个年轻的讲师徐妍和杨育兵，利用暑假，到灯泡厂做技术指导，负责玻璃配方的研发。
当时两个讲师只有二十多岁，也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心思，把书本上的理论和实践联系到一起，摒弃从前用氟化物做高温澄清剂。又利用硒钴混合脱色，代替传统的氧化锰。
经过170多次实验，终于拿出一个全新的玻璃器皿配方，制作出来的玻璃器皿，折射率，透明度、以及白度，都不亚于欧洲货。
可当时无论是彭庆云，还是两位讲师，对这个配方都不太满意，按彭庆云的话说：要想从人家碗里抢饭吃，就先要人家心服口服。
可是配方已经没有改动的必要，要想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就只能从改善原材料的品质上做文章。
经检验，国产的硼砂含铁量太高，改用进口的，品质最好的“马车夫”牌硼砂。另外石英砂的含铁量也超标。
好在邹县有酸洗石英砂，当时普通石英砂不过三四十块钱一吨，酸洗石英砂成本要高上十倍，但为了制造出优质的玻璃器皿，两位讲师和彭庆云自己筹集资金，终于弄来了20吨优质石英砂。
两位讲师又经过十几次实验，编号197的玻璃器皿配方终于定型。
为了这个配方，两位讲师牺牲了两个暑假和寒假，40多度的工作环境，夏天通身是汗，冬天满脸煤灰。
徐妍当时男朋友都没有，她妈来南皮，看到宝贝闺女那埋汰模样，说什么也要带她回家，可最后老太太是流着泪自己走的。
徐妍千里追老妈，回到家陪着老妈吃了一顿饭，随后马上会南皮，并顺手拿走了老妈收藏的一只玻璃奶杯。
赵全云和李景宝抖擞精神，按照徐妍带来的奶杯，制造出二十多个样品。
1985年，南皮灯泡厂制造的玻璃样品，在德国法兰克福博览会上拿了一个金奖，从此为国产玻璃器皿出口打开了渠道。
当时我们能够出口的东西并不多，所以省轻工厅对玻璃器皿出口非常重视，第一个外贸订单，就是他们帮忙拿到的。
订单是出口美国的，两款造型简单的啤酒杯，一款型号是RH704，报价1.1美元，另一款CH605，报价1.3美元，订单不限量，有多少出口多少。
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们没经验，同款的欧洲货，价格比我们要高出十几倍。
RH704牛奶杯
即便如此，出口玻璃器皿的效益也非常可观。
当时一个青工的工资一天1.69元，另外一个月还有14.5元的副食补贴，女工多两块钱，另外还有6块钱的高温补贴，5块钱的全勤奖，收入不算低，由于效益好，平均每个月至少还能拿到一百多块钱的奖金。
徐妍和杨育冰两位讲师事成身退，现在很少有人能记起他们了。正是他们当年的执着，无意中开启了一个上千亿的市场。
当时哪有什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那张珍贵至极的197配方，成为公开的秘密，凡是脑瓜活泛一点儿的，都会想方设法的把配方搞到手。
赵全云和李景宝不在编制，所以他们成为各地玻璃厂争抢的香饽饽，生产出口玻璃器皿利润可观，传统的小型玻璃厂纷纷改行，反正外贸订单有的是。
截止到1988年，四大新兴玻璃器皿出口基地基本形成，河北的沧州、承德，山西的祁县、闻喜。
辽宁辽阳也有大量的玻璃厂，不过他们做的更多的是工艺玻璃。
当时生产玻璃器皿的工厂，大都是国营企业，注重信誉，产品质量有保证，订单源源不断。以南皮灯泡厂为例，订单居然排到了28个月后，扩大生产规模迫在眉睫。
现在的玻璃器皿，犹如一个刚被打开的宝库，不但自己人眼红，就连外国人也趋之若鹜。大量外资的涌入，致使大量合资企业横空出世。
灯泡厂早就放弃了灯泡壳的制造，开足马力，全力以赴发展玻璃器皿生产，同样的工人，在灯泡车间，与器皿车间的收入，能差上三四倍。
灯泡厂作为出口玻璃器皿的始作俑者，也被外资盯上，于1988年和德国一家老牌的玻璃器皿制造行业合作。
为了合作顺利，彭庆云将器皿车间从灯泡厂分离出来，利用城西一处废弃的砖窑厂，利用外资建起一家新的玻璃器皿厂。代价是安置砖窑上的下岗职工再就业。
德国公司显然并不想把最先进的技术提供给我们，他们提供的设备，大都是欧洲工厂淘汰下来的。
唯一能拿出来说道说道的，除了一辆四圈（后来才知道那是奥迪）轿车，一台罗罗公司的发电机，还有一个红外线测温仪，是个大手枪似的，据说当时国内还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
相比起提供设备扣扣索索，德国人派到工厂常驻的专家，倒是货真价实的，这些专家大都是罗马尼亚人，最好提起的人就是齐奥塞斯库。
外国专家每天都和普通工人一样，到车间劳动，内行看门道，他们确实都拿手的绝活。
彭庆云专门挑选了一些心灵手巧的工人，暗中偷着学习外国专家的技术。其实三分手艺，七分工具，没过多久，专家们从德国带来的，片刻不离身的生产工具，就被我们暗中都仿制成功了。
不过有技术没订单，彭庆云只能用艺不压身来安慰自己了。
彭庆云有心栽花花不开，他的一个无意之举，倒有了非凡的收获。
常驻工厂的外国专家一共五个人，一个负责验货，三个负责新样品的开发。还有一个负责玻璃配方。
当然他掌握的配方，都是些颜色玻璃及特种玻璃的，对玻璃厂来说，这才是最核心的机密。
这个外国专家名叫米彻（音译），是个德国人，他对玻璃器皿的未来，有独到的看法。
他认为异形玻璃器皿的生产制造，永远不会消失，异形玻璃器皿有三个特点，具有不可被替代性。
特点一是颜色鲜艳，有些颜色玻璃的制造，是特殊熔炼环境下才能完成的，不可能进行大工业生产。
第二个特点：造型复杂，一件产品上同时出现几个颜色，这样的产品只能通过手工制作完成，是机械生产不能取代的。
第三个特点就是需求量小，物以稀为贵，每一件人工玻璃器皿，都是艺术品。
其实米彻的观点，到现在看都不落伍。
米彻保密意识很强，有自己的操作间，当然，他只是负责最关键的着色剂，他工作时，是不允许有任何其他人在场的。
米彻是出了名的苛刻，所以彭庆云也没指望从他手中学到核心技术。
但是有一个姓赵的配料工，用了两年多时间，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将米彻的一百二十多个玻璃配方，全部掌握了。
当然除了小赵，其他人对此事都一无所有。
直到有一次，米彻不知什么原因，闹起了别扭，买机票回香港，并声称要中断合作。
米彻是几位外国专家的头目，他要走，其他人也只好跟着。
但是工厂的生产却一天不能耽搁，彭庆云去香港，准备劝外国专家回心转意，工厂的生产，只能坚持一天是一天。
外国专家这次“罢工”先后有一个月时间，期间彭庆云苦口婆心，劝说他们回心转意，可米彻以日耳曼人特有的固执，不听任何解释。
就在这个时候，彭庆云接到厂里来的电话，所有订单都按时出货，新的订单已经排满十四个月。
感情没这些外国专家，我们也能自己干，彭庆云顿时有了底气，扔下几个外国专家走了。
几天后，外国专家也灰溜溜的回来了，米彻看到，工厂的生产按部就班，没有因为他的离开受到任何影响。
另外一直依靠进口的低温玻璃釉，工厂也独自开发成功，最让他吃惊的，欧洲刚研发成功的灰晶玻璃，在玻璃厂已经制造出大批准备发往欧洲的样品。
而这几个配方，米彻也一直梦寐以求。
一切似乎都正常了，可玻璃厂却遭遇到最大的一次危机，生产技术部经理名叫陈方文，年龄和彭庆云差不多，炉台上的技术无可挑剔，他最热衷于收徒弟。
1993年四月，陈方文带着五十几个技术骨干，四个生产车间的主任，跟陈方文跳槽的就走了三个。
陈方文跳槽也有自己的理由，玻璃厂人浮于事，后勤人员比生产车间人还多，工厂门卫就有十五六个。
对这件事，彭庆云也有难言之隐，玻璃厂名义上还是国企，人事安排不是他说了能算的。
陈方文的出走对玻璃厂的打击是致命的，自从玻璃厂投产以来，整天喧哗的生产车间，突然变得冷冷清清，那些下道工序的工人，不少都哭了。
工厂效益一直不错，可一夜之间，就成了这个样子，连个缓冲时间都没有。
彭庆云也挺生气，自诩他在前边冲锋陷阵，却被人从背后打了黑枪。
不过他性格刚毅，当时白手起家，把玻璃厂建起来，现在条件可比从前好多了，生产车间缺少技术工，彭庆云换上工装，后勤人员也纷纷走出办公室，充实到生产一线。
陈方文的眼光不错，没有后勤人员的拖累，没有退休工人的负担，他的玻璃厂红红火火。比在原单位赚得多多了。
彭庆云也没有一蹶不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玻璃厂，还是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设备先进，信誉好，知名度高，最关键的，是陈方文跳槽时，有两个人没跟他走。
一个是刘立福，他得过全国冠军，性情刚正，对陈方文拉帮结派颇有微词。
还有就是那个姓赵的配料工，陈方文事先也找过他，可这小子挺狂，不肯认陈方文做师父。
对彭庆云来说，这次虽然伤了元气，却没有伤筋动骨，七八个月后，玻璃厂又恢复如初了。
陈方文跳槽，不久他也品尝到被人背叛的恶果。
玻璃厂利润可观，而且入门门槛不高，成为许多人觊觎的目标，私营玻璃厂如同雨后春笋，很快就呈遍地开花之势。
其中当初跟陈方文跳槽的弟子，就先后整出七家玻璃厂。
操作工的技术水平直线下降，工资却水涨船高。到了1996年，那些进厂一年多的大泡工，就能拿到至少800元的工资。
稍不顺心，立马走人，反正玻璃厂有的是，跳一次槽，长一回薪水。
有个叫石相忠的大泡工，因为技术出众，每个月的薪水3000元，在九十年代，这绝对是令人羡慕的高薪。
新晋的玻璃厂老板们，不再热衷于技术开发，他们擅长彼此挖墙脚，到广交会去抢客户，抢订单，在玻璃器皿行业最兴盛的几年里，玻璃器皿的出口量超过陶瓷，是广交会上最靓的仔。
各玻璃厂，对外贸订单的争抢，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
当时淄博有个外贸公司，拿了一个8×8×8厘米的玻璃方缸的订单，一口气找了二十多家玻璃厂寻求报价。
这款方缸的出口价格是10元多，最后宁津一位姓倪的玻璃厂老板，以1.05元的报价，顺利的将订单拿到手。
外贸公司竭泽而渔，玻璃厂为了利润，也拼命的压缩生产成本，原材料能省就省，只要便宜就可以，质检员是多余的，玻璃方缸只要不破就算合格。
也难怪，这个价格，就是卖碎玻璃，都比产品赚钱。
彭庆云的玻璃厂也不好干，技术人员培养的没有流失的快。德国客商也失去了与他合作的兴趣，随便找家玻璃厂，报价都明显更便宜。
外国专家都撤了，好在颜色玻璃做的很有特色，算是一招鲜，不用和其他玻璃厂去恶性竞争。
不过工厂开始出现亏损，不是产品价格低，而是工厂的业务员，私下里将利润丰厚的订单都卖了，留下些难啃的骨头给自己的东家，这是块金字招牌，可千万不能让他饿死了。
彭庆云很乐观，他认为这种乱象，不会持续太久，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些滥竽充数的玻璃厂，就该成批的倒闭了。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阴谋，让他这么多年所有付出的努力，都为人作嫁。
1998年广交会，彭庆云带着几十款自主研发的新产品去参展，结果期间收到厂里打来的电话：由于彭庆云领导不力，导致玻璃厂出现亏损……经研究决定，免去彭庆云一切职务。
走的时候还是厂长，再回来被要求去看大门，彭庆云很生气，却又无可奈何，只能辞职回家养病去了。
从背后搞掉彭庆云的是张月明，工厂的业务经理。
他信奉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上任伊始，就摒弃传统的彩色玻璃器皿，而是建了一座能够连续生产的池炉，从此只制作高白料产品，正式开始与其他玻璃厂争抢订单。
刘立福辞职了，他说这个行业完了。
回光返照一般，本来生产能力就已极度过剩的玻璃厂，依旧方兴未艾，新兴建的玻璃厂不计其数。
沧县有个不足千人的小村子，几年时间里，一口气建了17家玻璃厂，在山西一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2002年前后，我们的玻璃器皿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
吴桥有个专门生产制造异形玻璃器皿模具的村子，村子里有上百家模具加工厂，模具厂昼夜加班，每天有六辆卧铺大巴车，从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出发，车上装的都是奇形怪状的模具。
正所谓盛极而衰，我们的产品质次价高，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
20多年积攒的良好信誉，短短几年间就被败的精光。
曾经盛极一时的玻璃器皿制造，现在踪迹难觅，几年前新建的上万家玻璃厂纷纷倒闭，所剩无几。
值得一提的是，彭庆云辞职后也自建了一家玻璃厂，他不改初衷，他的工厂也硕果仅存，据说效益颇佳。
2016年，欧洲开发出一款名为瓷琥珀的玻璃新品种，售价是同类产品的20多倍。
辽阳几家玻璃厂闻风而动，却迟迟没有取得进展，欧洲人对配方的掌握，严格到近乎苛刻的地步。
直到有一天，一个负责内贸的业务员，带了朋友到工厂来看货。无意中说起这件事。
他那个朋友只看了一眼样品，就说小事一桩，随手开了一张配方，结果一举成功。
这件事成为业内的传奇，后来广交会上，辽阳的玻璃厂老板和彭庆云谈起这件事，彭庆云说：“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姓赵，我也找他好久了。”
本文中的人物都是化名，请勿对号入座。
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在首都剧场上演的《俄狄浦斯》，是比较正宗的欧陆戏剧，带有创作者的自省和感受，又不是那种很张扬、痕迹很重的东西。叙事清晰，手法干净洗练，挺成熟的一个作品。
这个戏把两部古希腊悲剧合二为一，《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确切地说，是把前者楔入后者之中，后一个剧掰成两半。前一个故事，俄狄浦斯杀夫娶母，妇孺皆知，而他晚年在科罗诺斯的遭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没想到情节竟然如此精彩，俄狄浦斯自刺双眼带给我们的遗憾，在后一个故事里得到了抚慰和满足。我们看到俄狄浦斯不仅仅是杀了父亲睡了母亲那么简单，他还是一位因饱受苦难而获得神恩，能够带领人们走出黑暗困境的英雄。
把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与稍微冷僻的番外篇融合在一起，可以形成对经典的又一波重构，这一点，也许对我们中国人改编自己的经典会有所启示。
故事从年迈而盲眼的俄狄浦斯在两个女儿的陪同下（原著里陪着父亲漂泊流浪的只有安提戈涅一人），误闯入科罗诺斯的圣林，导致当地人对他生平的指控，他不得不自辩开始，老人回忆了自己罪孽深重但又实属无辜的一生。回忆完毕之后，俄狄浦斯向世人表露心迹，有冤伸冤，有德报德，在异乡平静地死去。
雅典西北郊的科罗诺斯是索福克勒斯的故乡，《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是剧作家晚年的作品，死后才得以演出。据说俄狄浦斯王曾在此地显灵，帮助雅典人打仗小胜忒拜人，剧作家以此传说展开情节，寄托了对故乡和对笔下人物的强烈情感。
索福克勒斯的剧作有一个显著特点，注重写人的行动，而不是写神。这两个剧里，神力都是隐身的，完全在现实处境里展现人物的悲剧命运。
同时，罗马尼亚这个戏也让我们感受到索福克勒斯那种明快、跳帧式的戏剧感，剧情像扇面一样一格一格打开。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就像一个沙袋，他的位置是固定的，其他人物则次第上场，克瑞翁、忒瑞西阿斯、报信人、牧人，看似带来好消息，实则轮番给他带来重锤，一步步把他推向深渊——该剧导演西尔维乌·普卡莱特在表现这一点时，用了一条传送带，让上场报信的人物站在传送带上，一个个隆重推出，以区别于歌队。
而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剧作家仍然采用同一手法，主人公固定不动，次要人物次第上场：首先，伊斯墨涅带来兄弟相残的消息；然后，忒修斯接纳俄狄浦斯；克瑞翁要引渡俄狄浦斯回去，然而怕他名望压过自己，只肯把他放在边境；最后，波吕涅克斯上场，希望父亲站在自己一边，去杀死篡夺王位的弟弟厄忒俄克勒斯……
处理下半段时，导演普卡莱特让俄狄浦斯洗浴后和衣而卧，就像一个大法官，其他人物向他申述，每个人走近他的睡榻前，呈现的角色都有所不同：伊斯墨涅像护士，忒修斯像主治医师，克瑞翁是不速之客，波吕涅克斯则是躺在父亲身边的一个孩子，想通过撒娇来换取利益，当然，他同时也是一个失败者，走过了漫长的争竞之路，双脚满是血污。
上半部分的传送带和下半部分的睡榻，一动一静，都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索福克勒斯剧作中扇面式的结构之美。
另外，该剧的导演对声音的运用可谓别具匠心。
跟一般的剧不同，这个戏仿佛发生在一个经过了消音处理的屋子里，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墙面由隔离板制成，人们总是窃窃私语，间或夹杂着歇斯底里的一两声尖叫，随即又消遁于沉默。导演对秘密的解读颇有卡夫卡的意味，权力是非常可疑的，群众是面目模糊的，公众社会乃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这个戏的声音基本都是有源的，很少有装饰性的音乐效果。当俄狄浦斯为了自辩陷入回忆之中，演员抱着一个很大的调频收音机上场，里面播放的应该是一首歌颂男女情爱的小调，这首歌成了缝合情节的重要工具，同时它也是导演二度创作的重要线索。
缕着这条音乐线，二度创作的空间完全被打开了：个人凄迷华丽的音符，不断被迫中断，又不断零零星星地被追忆；年轻人在圣林里狂欢，搂着半裸的女人，唱着粗鄙的歌曲，一个杀手枪杀了所有的人，“一个人最好是不要出生；一旦出生了，求其次，是从何处来，尽快回到何处去”（引自剧本原文）；直至最后，在剧烈的杂音中，大幅投影里的楼群轰然而持续地倒塌，一切现有的秩序土崩瓦解……因为无法求证，笔者不敢断言，这些景象与齐奥塞斯库、东欧剧变是否有关。这条音乐线无疑就是该剧的主旨，个人在迷失，世界在沉沦，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拯救的力量。
该剧导演对细节的处理很到位，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比如，让一个满身包扎、涂成土黄色的人体趴在俄狄浦斯身上，不断咬他的额头，脸，耳朵，身上，最后咬住他的心脏不撒嘴，以此将俄狄浦斯得知真相时五内俱焚的心情外化。又比如，伊俄卡斯忒自杀（在后台，舞台上不出现），扮演她的演员穿着素服回到场上，传报人对着扮演伊俄卡斯忒的演员开始讲述王后自杀的经过，间离的手法使表演层次很丰富。凡此种种，使这个戏比较耐看，经得起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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