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大家朋友圈是不是被抵达莫斯科的德国“男模”队刷屏了呢？
这些颜值和实力兼备的小哥哥们，你最想pick谁？
德国国家队主教练尤阿希姆·勒夫也于北京时间6月4日在南蒂罗尔公布了代表德国出战的23人最终名单。在2018世界杯德国队的首场比赛开始之前，一起来看看每位球员的个人小档案哦~
23人大概名单：（图源：DFB_Team推特）
门将：曼努埃尔·诺伊尔、凯文·特拉普、马克-安德烈·特尔施特根
后卫：马尔文·普拉滕哈特、约纳斯·埃克托、马蒂亚斯·金特尔、马茨·胡梅尔斯、尼克拉斯·聚勒、安东尼奥·鲁迪格、热罗姆·博阿滕、约书亚·基米希
中场／前锋：萨米·赫迪拉、朱利安·德拉克斯勒、托尼·克罗斯、蒂莫·韦尔纳、梅苏特·厄齐尔、马尔科·罗伊斯、托马斯·穆勒、莱昂·格雷茨卡、塞巴斯蒂安·鲁迪、朱利安·布兰特、伊尔卡伊·京多安、马里奥·戈麦斯
23人名单详情：
曼努埃尔·诺伊尔 Manuel Neuer
号码：1号 位置：门将凯文·特拉普 Kevin Trapp
号码：12号 位置：门将马克-安德烈·特尔施特根 Marc-André ter Stegen
号码：22号 位置：门将马尔文·普拉滕哈特 Marvin Plattenhardt
号码：2号 位置：后卫约纳斯·埃克托 Jonas Hector
号码：3号 位置：后卫马茨·胡梅尔斯 Mats Hummels
号码：五号 位置：后卫尼克拉斯·聚勒 Niklas Süle
号码：15号 位置：后卫安东尼奥·鲁迪格 Antonio Rüdiger
号码：16号 位置：后卫热罗姆·博阿滕 Jerome Boateng
号码：17号 位置：后卫约书亚·基米希 Joshua Kimmich
号码：18号 位置：后卫萨米·赫迪拉 Sami Khedira
号码：6号 位置：中场朱利安·德拉克斯勒 Sami Khedira
号码：7号 位置：中场托尼·克罗斯 Toni Kroos
号码：8号 位置：中场蒂莫·韦尔纳 Timo Werner
号码：9号 位置：前锋梅苏特·厄齐尔 Mesut Özil
号码：10号 位置：中场马尔科·罗伊斯 Marco Reus
号码：11号 位置：中场托马斯·穆勒 Thomas Müller
号码：13号 位置：中场莱昂·格雷茨卡 Leon Goretzka
号码:14号 位置：中场
真的是种族天赋啊！你比较pick哪个小哥哥呢？
往期球衣故事：【1号球衣的故事：欧陆门将规矩多，南美门将爱自由】
2号是除门将外最不起眼的号码。没有进攻端号码的灵气，没有4、5、6号在中场的统治力，甚至鲜有3号大幅插上助攻的高光表现——我们对2号所有的期许，是可靠和稳定。
在研究防守端号码时，我们需要先从足球战术的演变开始说起。
当2-3-5阵型在上世纪30和40年代被引入时，球员的号码基本上按照该球员在阵型中的位置来决定。具体顺序是从右至左，从后场到前场依次排列。世界各国根据2-3-5阵型演化出了诸多不同的阵型，但号码分配原则还是基本保持一致。
从纸面上来说，每支球队的号码排布都是按照下图所示的经典2-3-5阵型来分配的。
（图） 2-3-5阵型 图片来源：《The Athletic》
在2-3-5体系中，2号在双后卫中居右，现在来看就是右中卫。
在当代足坛，2号球衣只会穿在两类球员身上——右中卫以及右边后卫。2号在这两个位置上的出现，是上世纪中叶的战术变革所致。
英格兰和巴西，2号出任右边后卫
“WM阵型”是从2-3-5阵型进化而来——中场中路偏防守的5号回撤至后防线组成三后卫体系。将这一阵型运用得最成功的是阿森纳的赫伯特-查普曼（Herbert Chapman），技术出色的杰克-巴特勒（Jack Butler）和谨慎可靠的赫比-罗伯茨（Herbie Roberts）先后担任中后卫的角色。
查普曼要求两名边后卫对位盯防对方两名边锋（7号和11号），而不是两名内锋（8号和10号），他是第一位这么做的主教练。这意味着阿森纳的汤姆-帕克尔（Tom Parker）是现代足球史上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右边后卫，他的主要任务是盯防对方的左边锋。目前尚不清楚帕克尔是否穿过2号球衣，毕竟当时很少有球队将号码印在球衣上，但在英格兰足球以2号球员作为右边后卫的发展历程中，帕克尔无疑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图）汤姆-帕克尔 图片来源：《The Athletic》
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尤其是巴西。让蒂尔-卡多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飞赴伦敦观摩查普曼麾下阿森纳队的比赛。卡多佐认为，“WM阵型”能够完美应对新的越位规则，并将这一战术带到了南美洲。卡多佐曾执教过几乎所有巴西劲旅：包括瓦斯科达伽马、弗鲁米嫩塞、科林蒂安、克鲁塞罗、博塔弗戈以及圣保罗等。
在巴西，2号也成为了右边后卫的专属号码。在国家队，卡福、麦孔以及阿尔维斯都曾穿2号，蒂亚戈-席尔瓦虽然之前先后穿过桑巴军团4号和3号球衣，但最近为了和自己在俱乐部的号码保持一致转而选择了2号。值得一提的是，巴西曾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将2号分配给中后卫，而让右边后卫穿4号，其中包括伟大的巴西队长，1970年世界杯决赛打进世界波并帮助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杯的右边后卫卡洛斯-阿尔贝托（Carlos Alberto）。
阿根廷和乌拉圭，4号回撤，2号内收
四后卫体系在阿根廷和乌拉圭呈现出另一种形式，知名足球专家乔纳森-威尔逊曾在其巨著《倒转金字塔》中对其进行了解释。
右边后卫的前身不再是双中卫里的右中卫，而是后撤回来的4号右中场。阿根廷以前沿袭了英格兰的做法，将2号交给右边后卫。但是在诺贝托-雅科诺（Norberto Yacono）之后一切都变了。雅科诺是一位防守凶悍的右中场，他曾在上世纪40年代效力于当时如日中天的河床队，由于专注于防守，雅科诺实际上更像是一位右边后卫。他开创了阿根廷足坛4号球员踢右边后卫的先河。
雅科诺一共为河床踢了393场比赛，一球未进，从侧面体现了他在场上的职责。
在这种情况下，2号依然是右中卫。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过去的20年间，阿根廷2号的主人多是一些指挥若定的后防大将，比如阿亚拉、德米凯利斯和加雷，而且从来没有右边后卫穿过这个号码。一些在英格兰踢球的阿根廷中后卫也坚持穿2号，比如德比郡的卡博纳里和纽卡斯尔联的科洛奇尼。
乌拉圭的情况和阿根廷一样。严格来说，乌拉圭的做法更加干脆直接，他们的四后卫体系是从2-3-5阵型中直接转变而来——4号右中场回收至后卫线，2号依然是中后卫。乌拉圭近些年的2号有卢加诺和吉梅内斯。戈丁在国家队穿3号，但是在效力于马德里竞技时选择了2号。
欧洲球队里，2号传统最深厚的当属波尔图。有两位带队赢得欧冠的功勋队长曾身穿2号战袍——1987年的若奥-平托以及2004年的若热-科斯塔。
（图）若热-科斯塔举起欧冠奖杯 图片来源：《The Athletic》
右边后卫的首选
其他如布鲁诺-阿尔维斯和达尼洛都曾身穿波尔图2号球衣，今年这件球衣被授予了年仅17岁的埃斯特韦斯。虽然还没有为一线队登场，但埃斯特韦斯已经引起了包括曼城和巴塞罗那等豪门的关注，假以时日他一定能延续波尔图2号的光荣传统。
另一家对2号球衣有着特殊感情的是国际米兰，这要归功于为蓝黑军团效力20载的贝尔戈米。贝尔戈米出道于右边后卫，后来才改踢中后卫，并在职业生涯最后几年出任清道夫，所以他穿2号合情合理。贝尔戈米以如影随形的盯人能力和强劲的身体素质闻名，他职业生涯总共12次被罚出场，其凶悍的防守不禁令人联想起以粗犷闻名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后卫。
在当今英格兰足坛，身披2号球衣的中后卫球员尽是一些以身高力量著称的球场硬汉。那些身体瘦削的中后卫看起来和这个号码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曼联的林德洛夫就是个例子，但切尔西的鲁迪格和西汉姆联的温斯顿-里德就很适合这个号码。
总的来说，2号依然是属于右边后卫的号码：比如凯尔-沃克、贝莱林、扬马特、多尔蒂、鲍多克、阿伦斯等。利物浦的克莱因正在离队边缘，阿诺德有望在前者离队后穿上红军2号球衣。
“美国队长”和毕巴名宿托克罗
除了中后卫和右边后卫，其他位置的球员如果穿2号就显得太奇葩了。好在极少有左边后卫和中场球员选择这个号码。施耐德林曾经在太妃糖穿过2号，一年半后他改成了18号，将2号让给了本土年轻中卫霍尔盖特。
虽然鲜有身披2号的中场球员，但前场不乏一些另类。“美国队长”克林特-邓普西曾穿过2号球衣，因为这是他在大学校队时的号码，也是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号码。“人能让号码扬名，但号码决定不了人，”邓普西解释道。
毕尔巴鄂竞技名宿盖兹卡-托克罗（Gaizka Toquero）是一位值得我们铭记的2号。作为一名前锋，托克罗速度不快，技术粗糙，但他拥有永不枯竭的体能和钢铁般的意志，因此托克罗也被毕尔巴鄂竞技球迷们视为一代偶像。这样看来，2号还真的很适合托克罗，象征门前杀手的9号和前场创造者的10号都与他的气质不符。
托克罗是一名真正的2号，他永远在奔跑着，总是全力以赴。尽管显得勇猛有余而灵气不足，但这与2号的奉献精神完美契合，所以2号穿在这种球员身上，我们无可指摘。
1990年，年迈的海姆在开罗卡斯尼尔-麦地那酒店。
“死亡医生”艾瑞伯特·海姆
新华网消息 《青年参考》4月2日刊登题为《纳粹“死亡医生”的隐秘余生》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死亡医生”艾瑞伯特·海姆在二战期间的反人类罪行早已为世人知晓。这名战犯逃离故乡后，在异国度过的漫长余生，又是如何被隐瞒半个世纪之久的？3月25日，在美国推出的新书《永远的纳粹》，解开了这一谜团。
艾瑞伯特·海姆是纳粹德国“死亡医生”群体中的一员。二战期间，他供职于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用囚犯进行大量非人道的人体试验，因此在战后遭到跨国通缉。直到2008年，以色列情报机关还曾远赴南美寻找他的踪迹，但和之前无数次一样空手而归。
他何以在各国“纳粹猎手”面前瞒天过海？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3月25日，美国双日出版社推出新书《永远的纳粹》，将围绕艾瑞伯特·海姆的谜团逐一解开。
13年后的父子重逢
1975年岁末，19岁的西德大学生鲁迪格踏上前往埃及的旅程，去拜会13年未曾谋面的亲生父亲。此前不久，鲁迪格为学习意大利语，在佛罗伦萨定居。根据父亲的指示，他先前往希腊，再从那里转机去埃及。一路上，鲁迪格莫名地紧张，总觉得自己被跟踪了。
鲁迪格没有父亲的确切地址和电话号码。动身前，他先往埃及首都开罗寄了封平信，信件的目的地是一家并不存在的公司。他告诉收件人“格蕾特”，自己到达开罗后，将在每天中午11点至下午3点，去尼罗河希尔顿酒店外的露天咖啡吧与后者碰头。
“格蕾特”便是艾瑞伯特·海姆。他从西德神秘消失后，不再允许亲友使用他的真名，而是以《格林童话》中那个和哥哥汉塞尔在树林中走失的小姑娘“格蕾特”指代。
虽然儿时的记忆已模糊，当一名穿条纹衬衫、手提公文包的老者现身酒店外，鲁迪格还是一眼从人群中认出了对方，他俩太像了——一样的魁梧身材，一样的宽阔肩膀。
因担心遭盯梢，父子二人没有互相问候，更没有久别重逢后的拥抱。
据鲁迪格回忆，当时已年逾花甲的老海姆思维敏锐且十分健谈，机关枪似地向儿子抛出了一连串问题，不仅打听前妻的消息，还询问他的姐姐和外甥女，他的朋友以及家族生意……还说想听听鲁迪格今后的职业规划。不过，鲁迪格觉察到，父亲并不喜欢自己的穿着打扮——鲁迪格当时留着长发，视美国摇滚歌星鲍勃·迪伦为偶像。
带着儿子领略过开罗的风土人情，老海姆不忘介绍自己在埃及的产业。混迹商场多年，他已是开罗卡纳克酒店的股东之一，平日以酒店为家，足不出户就能望见伊斯兰社区边上的阿塔巴广场。他还在港市亚历山大买了套公寓，并宣称在阿加蜜海滩拥有私人领地。
老人对儿子大谈对这些财产的未来规划，说要带鲁迪格到埃及各地转转。然而，萦绕在年轻人心中的问题只有一个：父亲为何在1962年突然不辞而别？一直有传言说，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这是真的吗？他本打算当面质询父亲，却一次次欲言又止。
为反人类行径自我辩护
回到意大利，鲁迪格与父亲保持着书信联络。和同年龄的那些叛逆青年不同，鲁迪格几乎无话不说，连自己如何手淫以及与女友“亲密接触”的情况都告诉了父亲。缺失父爱多年，他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予以弥补。与之相对，老海姆只有兴趣倾听，不肯讲述太多。
四年后即1979年，这种古怪的单向沟通终于被第三方的声音打破。当年2月，鲁迪格从《明镜》周刊读到一篇文章，主题赫然是“揭开一位在逃纳粹医生的隐秘生活”。文章称，柏林的一家房地公司向这名被通缉的战犯提供经济资助，一名法兰克福的律师则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正是有了这些，调查人员才对他无计可施。”
接下来的文字令鲁迪格寒毛直竖：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就职期间，这名医生肆意摘取囚犯的器官，又把各种有毒物质注射进他们的心脏。某一天，一名18岁的犹太人因脚部发炎央求他治疗，他却将其麻醉后开膛剖肚，掏心挖肺，最后割下头颅煮至皮肉脱落，再将完整的头骨制成装饰品。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犹太人的牙齿很漂亮”。
反复琢磨文章中的描述和模糊的配图，鲁迪格不安地意识到，这位“死亡医生”与父亲的形象，在自己的脑海中慢慢地重合了。思前想后，他决定再赴埃及，同父亲当面对质。
父子俩再次见面，鲁迪格单刀直入。老海姆也似乎早有准备，坦承自己确实参加过“武装亲卫队”——纳粹党卫军下属的准军事组织。他告诉儿子，“为了完成学业”，自己别无选择，没想到后来会被派到集中营。就《明镜》披露的往事，他辩称，一次，一个囚犯因疝气需要手术，经检查，他发现犯人患有癌症，便在手术时切除了他的一段肠道。
“类似的事情口口相传，最后就会扭曲变质。我知道有些人会惊呼，‘看啊，他把别人的肠子全掏出来了！’事实绝非如此。”艾瑞伯特·海姆言之凿凿。
至于鲁迪格，从个人感情角度出发，他宁愿相信父亲是清白的。然而，想到各国对纳粹战争罪行的清算一日比一日严厉，他还是萌生了与之“保持距离”的想法。
隐居闹市，皈依伊斯兰教
艾瑞伯特·海姆确实“清白”过——战争结束不久，他就被美军拘捕，但在法庭审理中，他在集中营的所作所为无据可考，入狱两年半即告获释，之后定居于西德的温泉度假胜地巴登-巴登，行医为生。直到儿子6岁时，预感到风头有变的他才抛下家业，独自远走高飞。
基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观念，与以色列势不两立的阿拉伯世界，对前纳粹军人持包容态度。来到埃及的海姆，用“塔里克·侯赛因·法里德”的化名顺利申请到了定居权。
隐居于开罗闹市，身居通缉犯名单的他依然与姐姐赫塔·巴特等留在故乡的亲友联系，只是很少和其他德国移民接触。此时的他已经皈依伊斯兰教，每天早晨都会穿过车水马龙，去往著名的艾兹哈尔清真寺祈祷，然后到商业区的咖啡馆小坐。
长期漂泊在外，艾瑞伯特·海姆不止一次地向姐姐抱怨“你来信少了”。虽然他已融入当地社会，但生活质量相比在德国时差了不少：埃及的基础设施无比糟糕，三天两头停电，电话时常拨不出去，公交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开罗市区的人口迅速膨胀至900万人，每年还有20万新移民涌入……“这是个让人没有归属感的城市”。他在信中反复提道。
1982年，海姆搬到开罗的卡斯尼尔-麦地那酒店长住，或许是为了弥补家庭人伦上的缺憾，他视酒店老板之子穆罕默德·多玛如己出，教他德语、英语，给他买课外读物，和他一起在楼顶打网球……多玛的亲生父亲早逝后，两人的“父子之情”更趋深厚。
多玛亲切地称海姆“塔里克叔叔”。在他的认知中，义父之所以背井离乡，孤身来到埃及，是因为“当地温暖干燥的气候有助于缓解困扰他多年的背痛”。长大成人后，多玛进一步了解到，“塔里克叔叔”当过医生，专门治疗女性肿瘤患者，“悬壶济世，声名远播”。只是，在被问及是否知道这个老人与纳粹的关系时，如今年过四旬的多玛总表现得茫然无措。
墓碑上留下大片空白
如此单调而平静的生活又持续了十年之久，直到癌细胞侵入艾瑞伯特·海姆老朽的躯体。被确诊患上直肠癌后，他依然坚持住在卡斯尼尔-麦地那酒店，每天都有一名护士上门为他更换结肠瘘袋。如果需要什么东西，他会敲敲墙壁，通知守候在隔壁的多玛。
尽管饱受病痛折磨，与那些被送上法庭定罪甚至遭到处决的同僚相比，海姆的晚年称得上“幸运”。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里，惟一让他放不下心的是亲生儿子鲁迪格。这年7月底，后者终于下定决心，第三次风尘仆仆地来到开罗，只看到父亲“瘫坐在轮椅上，形容枯槁”。
接下来几天，父子二人在屋里观看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没有比赛时，则收看关于波斯尼亚战争的报道。期间，海姆对儿子提到，“希望在那里（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真相大白。”可每当谈到自己的旧日时光，他便含糊其辞，“别再想没影儿的事了。”
1992年8月9日晚，鲁迪格陪父亲看完了奥运会闭幕式，早早熄灯就寝。次日凌晨1点左右，他发觉父亲的气息逐渐微弱，任凭如何呼唤，艾瑞伯特·海姆再也没有醒来。
鲁迪格呆呆地盯着窗外，过了许久才想起通知旁人。数小时后，穆罕默德·多玛从亚历山大港赶到，同行的还有负责填写死亡证明的埃及民政官员。
此前几天，鲁迪格已从多玛口中获知后者多年来对父亲的帮助。为了不让海姆曾为纳粹服务的历史暴露，进而使自己的异国兄弟受到滋扰，他决定将父亲的秘密保守下去。
料理父亲的后事时，鲁迪格希望把遗体捐献出去，多玛以有违穆斯林传统表示反对。最终，“塔里克叔叔”在一处再普通不过的公墓下葬，除了姓名与生卒年月，墓碑上一片空白。
对外界而言，艾瑞伯特·海姆的归宿似乎成了永远的问号，故事的尾声却峰回路转：2009年，多玛在酒店里发现了海姆生前的一只公文包，里面装满了经过整理的档案及信函等材料，还有那篇讲述国际社会对其追捕并予以缺席指控的杂志文章。随后，文件被美国历史学家获得，世人方才知晓，这名逍遥法外的“死亡医生”是如何在异国了却余生。
